英国《金融时报》 拉娜•福鲁哈尔

　　有个统计数字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揭示美国贸易辩论的概况：只有1%的美国公司对外出口产品。我最近在麦肯锡全球研究所(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一份有关美国制造业状况的报告中看到了这个数字，它在很大程度上印证了我在撰写美国贸易问题相关报道时得到的感想。

　　美国贸易问题发端于国内，而不是国外。近日有关谈判代表们在墨西哥出席最新一轮北美自贸协定(Nafta)谈判时，你绝不会听到诸如此类的话语。

　　特朗普(Trump)政府可能对别人横加指责，再次威胁要彻底退出北美自贸协定。但是，如果白宫想解决贸易问题，最好看看本国所犯的三个重大错误，再拿来和世界最大制造业国家中国所采取的相反战略对比一下。

　　第一个错误是让制造业得不到投资。美国制造业的私营部门投资正处于30年低点；工厂和机械平均已投入使用25年和9年。麦肯锡全球研究所的报告估计，要解决这个问题，未来十年每年将需要投资约1150亿美元。

　　然而，美国的贸易和税收政策几乎完全不能为此类投资提供激励。企业嘴上大谈将海外资金汇回国内，私底下却承认，大部分汇回资金将用于回购股票和派发股息。在近日一次会议上，当首席执行官们被问到假如税改通过有多少人会在国内投资，只有三个人举手，当时唐纳德•特朗普总统(Donald Trump)的经济顾问加里•科恩(Gary Cohn)显得很惊讶（也许只是假装惊讶）。当汇回资金用于设备投资、培训人员和向基础设施银行注资却不能获得补偿时，谁会投资呢？

　　过去20年的情形已经证明，单纯靠供给侧经济学手段并不能促成资本的有效使用，尤其是涉及到全球性跨国企业的时候；有时候，你必须推动投资流入需要资金的领域。这正是中国的1万亿美元基础设施投资计划所做的事情。

　　第二，美国贸易辩论过多地关注国内大公司，这些公司在股价、利润率和销售增长方面都很出色。然而全美25万家制造业公司中，绝大多数公司的雇员在100人以下。

　　当前零和游戏式的全球贸易辩论对它们根本不适用。它们大多数并不出口产品，并非因为它们做不到，而是因为，自大衰退(Great Recession)以来，相对于财力雄厚的国内同行，它们获得资金的渠道收紧得更厉害（投资不足造成了小公司和大公司之间的生产率差距达到40%）。把大型出口商和供应链之间的点重新连接起来，可能会解决这一问题。

　　地区化是新的全球化——美国政府应为国内大公司提供明确激励措施，推动它们与当地供应商合作，这对于解决总统一直纠结的贸易逆差问题大有裨益，因为一件制成品的价值有70%至80%来自供应链。

　　这同样是中国2025发展规划中列为重点的内容。该规划明确指出，中国要把对外国市场和技术的依赖降到最低程度。

　　最后，美国迫切需要把硅谷和“锈带”连接起来。高科技制造业——3D打印、物联网、应用于可在数据分析领域创造商业机遇的产品中的传感器，以及服务，而不仅仅是商品——很可能是未来发展方向。但令人震惊的是，麦肯锡全球研究所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大约一半的美国制造业公司没有制定任何数字战略。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的技术官员们纷纷发表关于实体和数字世界相融合的演讲，这种讲话内容会让美国企业董事会的许多人摸不着头脑。

　　当然，要将经济中的点连接起来，在一个专制体制中会更容易做到。没人提倡这种体制，但它确实揭示一个核心问题——特朗普政府正在努力推动“美国优先”政策，却没有制定明确而连贯的计划来阐明这一政策的含义或者解释如何成功实施一项产业政策。

　　“看着当前的贸易辩论，你只会想，‘我们错失了一个怎样的机会啊’，”麦肯锡全球研究所所长詹姆斯•马尼卡(James Manyika)说。

　　美国政府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时抛在身后的那些国家——高速增长的拥有不断壮大的中产阶层的新兴市场国家，它们正在参与一些重大的基础设施建设工程——恰恰是对美国最有价值的出口产品（比如高科技产品、药品和重型机械）需求最大的国家。

　　退出北美自贸协定——尤其是在缺乏任何一种形式的本土产业政策的情况下——将是同等严重的错误。没有经济计划的经济民族主义将不会让美国再次变得伟大。事实上，这也许比自由放任的政策还要糟糕得多。

　　译者/何黎

　　(责任编辑：王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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